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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家書中的交友觀

古人在交友方面頗有心得。大千世界、紛繁復雜，如何在蕓蕓眾生中選擇至交之人引為人生知己，非常艱難。張習孔在《家訓》中說：“吾人防患，首在擇交。所交非人，未有不為其所累者。”對于古人來說，如果交友交得好，意氣相投，相談甚歡；如果交友交得不好，就會受友連累，毀及自身。

袁了凡在《訓兒俗說》中說：“至于朋友之交，且宜慎擇。茍得其人，可以研精性命，可以講究文墨，可以排難解紛，須要虛己求之，委心待之，勿謂末俗風微，世鮮良友，取人以身，乃是格論。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日常相與，我先以厚施，彼必以厚報。”“又交友之道，以信為主，出言必吐肝膽，謀事必盡忠誠。”袁了凡在家訓中對于真正的友誼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與朋友在一起，可以切磋學問，可以排憂解難。東漢年間，作為戰國趙國名將廉頗的后裔廉范少有志行，后去京師拜薛漢為師，名重于一時。此時，隴西太守鄧融召廉范做功曹，對廉范有知遇之恩。鄧融和廉范，于公，是上下級關系；于私，是親近友朋關系。傳統社會，親近的上下級關系都有儒學傳于近人的說法。廉范少不了要從鄧融的身教中學習很多內容，鄧融亦以親信對之。

恰逢，鄧融被牽涉到一個案子中，廉范知道這個案子非常復雜，于是以生病為由請求離開，打算用變通的方法來幫助鄧融。鄧融不知廉范本意，對廉范的離開，非常生氣。廉范輾轉來到洛陽，改名換姓，請求代理廷尉、獄卒的工作。不久之后，鄧融因案子牽絆，被押赴洛陽監獄。在洛陽監獄工作的廉范正好能夠服侍鄧融。鄧融對廉范說：你怎么長得像我以前的一個部下？廉范對鄧融說：你是不是神經錯亂了啊。廉范沒有承認自己的身份，且一直服侍在鄧融身邊，直到出獄，等到鄧融去世的時候，廉范送葬到南陽。所有這一切所為，鄧融都不知道。

廉范的授業恩師薛漢因涉朝爭而被殺，“故人門生莫敢視”，廉范“獨往收斂之”，官吏將此事上報朝廷，皇帝當時很生氣。皇帝召見廉范：薛漢參與楚王叛亂，你為何不與朝廷同心，卻反而為其收尸啊。廉范回答：“臣無狀愚戇，以為漢（薛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廉范感恩于薛漢曾經的師生情，是基于薛漢對自己知識的授予，所以有“彼必以厚報”的結果。皇帝由此對他大加贊賞。

張師載在《課子隨筆鈔》中引用何氏家訓：“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趣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于己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拍肩執袂，相誘為非者，慎勿與之交接。”

交友的初衷如果是為了祿位、升遷，作出“邪僻卑污”之事，終會被人發現，遭社會淘汰。南北朝在南朝宋、齊兩代政治舞臺上頗為活躍的一位政治人物叫江謐，他人生的志向是當位極人臣的大官，為實現這個目標，不惜在交友方面進行投機。當他還擔任縣令的時候，就注意到了南豫州刺史劉彧，“竭力侍奉”，進行投機，等到劉彧登基成為皇帝即歷史上的宋明帝，對江謐委以重任，“以為驃騎參軍”。江謐的交友“付出”，得到了相應回報。

“性流俗，善趨時利”的江謐在宋明帝的長子劉昱即位后，因劉昱日益昏暴，“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江謐亦投資劉景素，“深自委結”。結果，劉景素起兵失敗，江謐的投資亦告失敗。但他性不改俗，繼續他的投資事業。此時，他將眼光瞄向了蕭道成，“獨竭誠歸事”。投桃報李，當了南齊皇帝的蕭道成，對江謐委以重任，“以謐為長史”，后升遷他為“左戶尚書”。然江謐終歸德不配位，蕭道成沒有始終信任他，引起他的記恨。江謐由此鼓動豫章王通過叛亂當皇帝，結果被即位后的齊武帝發現，“詔賜死”。

交友過程中，如果能夠秉持取其長處、摒其短處的態度，無疑是最為智慧的交友方式。孔齊在《至正直記》中說：“吾嘗謂取友相觀以善，有以全德而交之者，有以一行而交之者，又有一善則思齊，有一不善則當自反，非謂好其善而不知其惡也。”孔齊的觀點與顏光敏在交友要取長補短這一點認識上是一致的。顏光敏在《顏氏家訓》中說：“百里一賢，猶比肩也，益友蓋難言之，顧朋友一倫，必不可闕，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讀書修業，必有相為砥礪、問難之人，有緩急則可恃，欲為不善則恐其知，斯友也。”唐代名臣王珪在唐太宗時期為臣的時候，非常注意與貞觀名臣進行交友學習。“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征與珪同知國政”，如果自命清高，互相看不起對方，一方面交友就會遇到障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朝政秩序的安穩構建。王珪能夠深刻地認識到貞觀這些名臣身上的優點，并且積極向這些人學習，評價語言中也不吝惜對他們的贊賞：“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于堯舜，臣不如魏征。”唐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張永明在《張莊僖家訓》中說：“與剛直人交，心所畏憚，故言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善柔人交，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過莫予警，積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味美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信夫！”對于剛直直諫之人，要虛心接受他的諫言，這樣做有利于科學決策和朝政治理。唐代名臣魏征在歷史上很有名氣，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敢于向皇帝進諫，贏得唐太宗的信賴，成為股肱之臣。唐太宗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明君，在于他能夠虛心納諫，聽取魏征為代表的諫臣之言。魏征能夠當諫臣的潛質在于他“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唐太宗之所以敬重魏征，亦在于魏征能夠不留情面地指出朝政的得失，作出有益于朝政的決策。唐太宗嫌棄上疏陳奏的事情過于繁瑣，“欲加黜責”。魏征向唐太宗諫言：“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只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于陛下；若不衷，無損于國家。”唐太宗非常認可魏征的建議。類似這樣的進諫比較多且富有成效。唐太宗深刻地指出：“貞觀之后，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