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官老爺經典版是款模擬宮廷的官斗游戲，多種不同的玩法帶入感是超強的，在這里你能夠感受到最佳真實的當官樂趣。

一品官老爺經典版游戲內容

【原創劇情，超強代入感】

恭喜官老爺金榜題名，獲皇上御賜從九品官位，接旨上任！官場云涌，派系林立，步入官場是做個安靜低調的九品芝麻官，還是權傾朝野，坐享天下美人的壹品攝政王？

【宮廷畫風，真實體驗官爺日常】

《一品官老爺》力求在視、聽、玩全方位，把玩家從現實世界拉回古色古香的清廷世界，讓您親身感受壹把韻味十足的古風生活。

【走馬上任，玩轉清廷明暗】

九品芝麻官也有出頭之日！完善的官品晉升系統，讓妳體驗封官進爵的快感。大權在握，無出其右！

【美人坐懷，不愛江山唯愛卿】

錢權皆有，怎能無佳人相伴？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楊柳細腰賽筆管，說話燕語鶯聲，壹顧傾城的美人形象加上別具匠心的妻妾養成系統，妳還有坐懷不亂的信心？

【歷朝名士，助妳權傾朝野】

告別枯燥乏味的刷怪升級，拋棄模式單壹的經營玩法，來壹場爾虞我詐的官場爭斗！引人入勝的關卡劇情，斗智斗勇的玩家對抗，豈不快哉！

一品官老爺經典版玩法模式

1、官品系統，從芝麻小官到朝中重臣，讓妳感受極致升官樂趣。

2、門客系統，數十位朝中赫赫有名之士悉數登場。

3、升級系統，多種升級方式提升門客屬性。

4、妻妾系統，燕瘦環肥各色美人任君選擇。

5、任務系統，多樣的任務系統，讓妳的升官之路永不枯燥。

6、關卡系統，引人入勝的關卡劇情，讓妳樂在其中。

7、聯盟系統，多人互動壹起打天下，聯盟團戰誰與爭鋒！

一品官老爺經典版游戲樂趣

1、對犯人是選擇關押、處罰還是流放，全憑你一人做主；

2、生死之際，老父親道出你的親生父親另有他人，一切陰謀都與你身世緊密相關；

3、后院系統中，養娃、幫娃找對象都在這里進行，抓周、培養、聯姻等一系列設定，逼真體驗養娃經歷；

4、追求高品質畫質，處理政務的府衙、看押犯人的牢房、接見親家和媒婆的會客廳等各式符合劇情的建筑；

5、講述一個寒門書生在風云詭譎的官場之中，招募門客，一步步掌握大權，成為當朝一品大學士的傳奇人生。

6.跨服衙門火爆開啟，與全服玩家攻伐不休，強強對抗，翰林爭霸組隊學習為官之道，搶奪席位一展威風

7.后院系統中，養娃、幫娃找對象都在這里進行，抓周、培養、聯姻等一系列設定，逼真體驗養娃經歷

8.新增妖后爭霸塞、皇陵爭霸寒、跨服衙門戰玩法，更有全新四位紅顏閃亮登場

9.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門客系統可讓大人招納千古有名之士，替大人出謀劃策南征北戰

日本的官老爺是如何學習及做決策的？

在今年三月份，中教投研曾發起了一個《疫情下幼兒園經營狀況調查》，這個只有兩百多份問卷的調查報告幾乎獲得國內所有主流媒體、大量官方或半官方研究機構的重視和引用。

這對于我們一個只有兩位工作人員（其中一位還是后臺服務人員）的微小型研究機構——中教投研來說，可以說是莫大的榮譽。但是這個事情也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各地有那么多的協會、學會、大學等研究機構，政府下面也有大量的事業單位從事研究，但是在涉及千家萬戶，影響無數舉辦人切身利益的公共決策上，究竟又有多少智庫研究人員發出真正的聲音，讓行業人群認可的研究、建議和建言？

由于做了相關調查并陸續寫了一些幼兒園的相關報道，近期很多幼兒園的舉辦人向我表達了感謝。但說真的，我并不真正的了解幼兒園行業。

第一，我沒有開過幼兒園，并不了解各地幼兒園的實際辦園情況；

第二，我跟很多行業人士的交流都停留在線上，沒有線下的真切感；

第三，我真正從事幼兒園行業的線上研究工作的時間其實也很短。

2017年初，由于觀察到大量的幼教類企業掛牌新三板，我就梳理了一下三板上的幼教企業，然后出了一份以展示基本信息為主不發表觀點的全球幼教報告，這份報告一下子開啟了公司發展的新局面，再之后，我們就順其自然地出了深圳、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幼兒園行業報告，然后就有更多的幼兒園關注者加了我個人好友。

一個公司單靠賣報告是無法盈利的，無法維持良性運轉，我們也不例外。我本人于2018年上半年停止關注學前教育行業，轉而來到實體學校從事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2019年9月份我又辭職創業，重操舊業：寫寫文章寫寫報告。

曾經不止一位客戶向我反映過：我們的報告都是信息、政策、數據的展示，沒有觀點和看法。對此，我的一概解釋是：中教投研的報告不提供個人觀點和看法，僅是梳理某一個地區某一個行業發展的相關信息，然后整理成報告，我們認為這些信息對行業的決策者非常有用。

一直以來，我也很懷疑我們的定位是否正確。近期，我在讀哈佛大學著名日本和東亞研究領域權威傅高義教授撰寫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讓我重新堅信了信息搜集以及整理的價值。

在這本書中，傅高義教授講到了日本的政府、企業等決策部門是多么重視搜集各種信息以供決策，而且傅高義教授還強調，日本的智庫研究人員重視搜集整理信息，但并不重視發表個人的觀點和看法。

不同于很多研究員以及很多外部機構對研究員的定位——研究員應該有個人的觀點和看法，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各行各業都已彌漫著太多的觀點和看法，已經隨處可見，但是卻缺乏可信的數據和得出觀點的依據。

我們認為，對于一個決策主體（企業、政府或者任何個人）來說，掌握信息的全面、完備和真實會影響決策的質量。很多時候，決策之所以難以執行是因為制定的決策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是因為做出不符合實際決策之前又沒有掌握完備、真實的信息。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一下日本的官老爺們是如何學習以及決策的。本文內容來自哈佛學者傅高義教授在日本社會經濟騰飛的前一刻，發表了驚世之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

官老爺們的學習

十九世紀后半期，明治時代初期，明治政府為了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派了一些調查團出國研究各國的政治和社會，從中采納認為最好的憲法，軍隊，工業，科學技術農業。日本現政府繼承明治的傳統，在戰后也派遣各種領域的調查團出國，他們從哲學、政治、原子物理學、玩具制造法、企業經營管理法、家庭經濟、醫學到爵士音樂無所不學，學的越多，獲得的信息資料越精細入微。

日本各官廳的精英們對工作認真負責，善于指導人們把學問學到手。不是不是，他們自己分析信息，并且決定需要取得什么信息。在美國從事這項工作的是學者和白宮的工作人員，日本官廳擁有大批的專家，按照各自的專業，花費很多時間在調查國外情況，他們并不只是追蹤發生了什么事，而是從中探討日本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門路。

日本政府派到國外進修的不是青年大學生，而是在官廳工作過一兩年的年輕有為的官員，這是因為官員一般在退休以前總是在同一官廳任職，為了將來做領導工作需要進行基礎學習，讓新來的官員進行幾年特殊進修，這對官廳是很合算的，同一時期進來的人隨著年齡增大，地位也提升，官廳安排他們到各個重要崗位輪流工作，同期畢業的人對官廳的所有基本工作任務都分頭熟悉掌握，就職以后青年官員首先接受有關業務的一般性訓練，然后分配到各專業部門，在世界上被認為最好的大學學習，學習其專業所學的外語、技術、理論。所需學費和生活費都有政府負擔，這些被派往國外進修的官員對自己所屬官廳需要什么知識和信息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們就能夠有的放矢地學習專業知識。官廳在制度上還保證進修的人在將來的工作崗位上能夠充分運用他們所學到的東西。

以外務省為例，每年有兩三個人被分配去做中國工作，最初兩年他們在東京外務省內轉一圈，然后派往臺北或北京進修中文。

日本在1972年正式承認北京政府以后，最初交換了留學生不是優秀的大學生，而是年輕的外務省官員，他們在那里學一兩年中文之后，其中一人或兩人又被派往美國大學留學，了解歐美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另外的人再被派往莫斯科了解蘇聯研究中國的現狀，經過這樣的進修之后，再被派到北京或香港，這次就讓他們從事分析實際問題，這樣經過三年或四年的出國進修才開始接觸實際工作，不過當他們在香港或北京完成任務之前，仍然覺得自己還在進修。然后，這才成為外務省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中國問題的分析研究上擔任一部分工作，在這種制度下，就可以經常掌握重要的門路來取得潛在的信息。

各官廳的其他專業領域一般不一定都像上面那樣徹底的安排進修，不過為了培養業務精英，方法基本相同。大藏省選派有培養前途的官員，出國學習稅制、稅法、企業管理、經濟理論、計量經濟等。通產省則研究特定產業的發展、經濟發展的理論、能源問題等。研究什么題目，要看將來那個題目有多大重要性而定。例如，60年代日本對貿易自由化感到不安，通產省派人到法國研究法國如何對付英國工業產品，1973年以后能源出了問題，就增加這方面的人員從事研究，如此等等。

日本人認為，官廳最重要的是是要消息靈通，如果收集信息的范圍超出一個官廳的主管業務，就去找幾家直接有關的研究所，成立特別委員會，力求填補空白。但是各官廳不光是收集信息就行了，需要去粗存精，加以整理，使本省主管人員在處理重要問題時，不至于因情況資料過多而看不過來，也不會發生信息不足的現象。各省內處理信息的人不像美國那樣有高級負責人動手，而是由課長和課長助理擔任。例如通產省各課的職責是收集主管產業部門有關的重要信息，諸如與該行業有關的世界市場趨勢、技術水平、新技術的性質和可能發布的時間，什么行業在國外最吃香，為什么，等等。

官員們根據問題的進展情況，制定正式或非正式的日程表照此收集信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通產省官員認為發展鋼鐵，電力等基礎工業對日本事關重大，于是傾全力收集這方面的信息。50年代開始關心收集汽車工業發展的訣竅，60年代后半期以前對計算機還不那么重視，1973年“石油沖擊”以后，能源問題壓倒一切，主管中東石油的官員認為，日本若要確保中東石油源源而來，光是買油向當地投資那是很不夠的。他們決定要在中東搞個技術開發計劃，計劃的目的是使采油國采用過更多的依賴日本的石油技術專利和技術援助。要辦好這件事，就需要取得中東商情和社會風俗的大量信息，于是日本攻讀阿拉伯文和中東文化的人一下子增加起來。日本希望用這種辦法來加強同中東的聯系，以便將來能更可靠的進口石油資源。

日本人一旦看到某一個問題非常重要，就努力去收集一切信息，哪怕他重復白費也好。波士頓咨詢公司的詹姆斯·阿貝格倫，把這種情形叫做“日本人總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例如，住在外國的官員不僅直接收集信息，并且利用當地的日本人或者同報社的特派員，學者，商人，實業家，以及任何有助于提供這類信息線索的人打交道。

官廳根據需要負擔信息調查費用，但通常不用政府的援助來收集信息，各個企業會提供調查費用。宣傳機構對今后可能令人關注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他們也會行動起來，請專家學者們寫文章，出席電視節目，每逢有人做報告或開會時發表重要內容雜志時常一一報道，在這種時候編輯工作也許會匆忙而馬虎，但他們確實很快就能把人們的意見和情況報道出去。

外國專家們同日本人交往時，常被請去做報告或寫文章，報酬豐厚，有時則應聘赴日。美國著名的專家受到更多日本而非美國媒體的壓力，要將主要觀點迅速的讓更多普通人知曉，應聘赴日的外國人受到熱烈歡迎殷勤款待，他們所貢獻的知識。大受酬謝。

日本人作為信息的受惠者，師道遠道而來的外賓，執禮甚恭，接待備至，他們洗耳恭聽，紛紛提問，務求兼收并蓄，但他們很少反駁，不愿意隨便露一手，總是裝作自己是一個一無所知的外行。

日本政府收集信息，其范圍之廣令人吃驚。越南戰爭時期，世界各地學生紛紛舉行游行示威，當時經濟企劃廳派了一個事務官到美國訪問了一位美國進步經濟學者，征求他對資本主義危機的種種可能性的看法。經濟企劃廳的目的在于：當制定長期計劃時，需要充分考慮到將來可能發生的種種情形。又如，日本政府曾請一個會講日語的美國人參加出國考察團，讓他臨時離團，了解美國人民對日本的看法，70年代后半期，日本估計將來可能會出現聯合內閣，于是派了一個考察團到歐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各國的聯合政府是在什么情況下走投無路的，當時曾遇到什么問題等等。這一調查的目的是準備將來日本如果成立聯合政府就可以引以為前車之鑒。

智庫-最少的成本，最多的信息

日本政府不是自己設立和維持調查研究機構，是向幾個民間研究所提供資金，從中取得專門而詳細的信息。其中有一個研究所是亞洲經濟研究所，擁有數百個研究員研究亞洲各國的問題，這里的研究員和信息資料的規模同世界其他研究所相比毫不遜色。到了60年代，日本面臨的問題日益復雜，需要更多的研究所來從事燃眉之急的調研工作，于是日本人，又按照自己的工作方法派代表團出國考察外國著名的研究所，終于設立了日本最好的智庫。

智庫在日本風行一時，研究所接二連三出現，大有雨后春筍之勢，不久就成立了智庫聯合會。日本考察團把世界各國的研究所做了，比較發現美國的研究所有個缺點，就是那里的研究所與后援單位分離，往往進行一些不相干的研究，結果真正需要的有關信息卻殘缺不全。于是，日本規定研究所要同有關官廳掛鉤，有官廳確保研究所的預算，負責監督信息，搜集工作，訂立短期合同，使他們發揮特長，從事專題研究工作。

從美國的標準來看，日本許多研究所不大進行基本調研，缺乏創造性，分析不深刻，論述不完善。然而這些研究所的目的本來就不是搞什么創造，這并不是說日本人沒有創造性和獨到之處，老實說，對能源問題進行分析和估計，這是一件舉足輕重的事，而日本人已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高質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的智庫的任務在于收集信息，也就是說就某一個問題去網羅世界的最高知識。

研究所綜合信息時，其目的并非要做出結論，或者發表每個研究員的分析，而是向委托單位提供一些有用的可能線索。后援單位對研究所的要求不是整理的很全面的最終報告，而是經常就關鍵問題所在，以各種方式不斷取得有關信息。研究員一般不堅持什么政治觀點或者固守什么學術意見，他們知道自己的任務就是提供一切事實見解和預測，有助于了解所提出的問題，這就夠了。

這種研究所由于以官廳為靠山，就帶有一個缺點，即各個官廳只顧自己的本位主義。70年代初，日本政府為了使各官廳進行交流，設立了綜合政策研究所，名為NIRA（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其宗旨在于對重大問題進行綜合性的研究，不受個別官廳的興趣和觀點所局限，綜合研究開發機構，從整個國家的立場出發，把問題綜合起來加以整理，并統籌幾個官廳管轄下的智庫之間的分工，這樣一來就可以從所有角度去研究重要的問題，

有些智庫只訂立短期合同，要看他們的成績以及需要有政府資助的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訂立合同，委托他們研究下去。有些智庫擁有專職人員，可以有有關官廳給予長期的財政援助。野村綜合研究所、三菱綜合研究所、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等大型研究所，為數不多，他們類似美國大規模的研究所，可以滿足高質量的長期研究的要求。這些研究所有國家或企業給予財政保證，擁有許多專職的研究員，每當有一個問題具有顯著的重要性，就要制定幾項有關研究計劃，委托智庫去研究，如果問題逐漸顯得不那么重要，那么研究經費就從較低級的研究所開始予以削減。

總之，智庫同日本其他單位一樣，從事搜集信息工作，他們從世界各處網羅資料加以消化和整理，從中掌握某一決策的共性和特性，以適應委托單位的要求，并使政府的決策當局便于使用。

企業收集信息的積極性不亞于政府有關官廳。美國有些企業制定收集信息的訓練計劃大體與日本相似，不過一般日本企業收集和處理信息的工作做得更徹底一些。美國有一批學者預測未來，提出最新穎的觀點，例如，例如赫爾曼·卡恩，彼得·德魯克，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丹尼爾·貝爾等人，日本的實業家比美國人更加注意和關心這些美國學者。

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住友商社、三井物產、丸紅等日本綜合商社收集國際信息的規模，龐大而精密，國內外不能望其項背。一個原因是這些商社都是龐然大物，他們幾乎壟斷了日本的對外貿易，在全世界的分店星羅棋布，另一個原因是這些商社特別重視搜集信息。在搜集詳細的經濟信息方面，私人企業比政府干的更好，特別是利害攸關的生意經，誰也趕不上他們。有時，這些商社甚至比外務省更了解最新的政治動態。

例如，1973年日本客機在阿布扎比遭到劫持，外務省完全依靠當地三菱商事的電傳機傳遞情報。又如三菱系統某公司派駐華盛頓的人員同政界人員過從甚密，被日本一家雜志譏為“三菱駐華府大使”。由于這些商社，在小城市也有分支機構，對于當地的信息，他們往往比外務省更加了如指掌。

1973年，蘇聯駐美國官員同美國的小麥公司簽訂合同，購買了大量小麥，這件事把美國政府嚇了一大跳。可是有一家日本商社事先就知道這件事，原來該商社派駐莫斯科的人電告總公司說，蘇聯主管小麥貿易的某些官員不在莫斯科，根據東京總公司的指示，紐約的常駐人員立即進行調查，獲悉蘇聯高級官員途經紐約機場前往科羅拉多，于是科羅拉多的常駐人員跟蹤調查，又電告總公司說，蘇聯人正在與美國小麥公司開會，看來一定是在采購小麥。這家日本商社收集這種信息的目的是要在事先掌握大量采購的動向，趁消息傳開，小麥漲價之前，搶先調整自己的采購量。

這樣周到的信息搜集活動并非偶見，不過長期收集基本信息的目的并不在于上述那種秘密的通報活動，而是要長期收集并分析與本公司有利害關系的資料——從宏觀經濟理論到中國農村豬毛的價格都會涉及。

除了商社，其他日本企業也同樣積極地收集信息。私人經營的中等企業老板，為了使自己的兒子或者女婿將來在公司身居要職，例如可能當個總經理，一般就要對他們進行特殊的教育和訓練。第一步是把兒子送進慶應義塾大學這類著名的私立大學，在那里學好基本的人文課程，同時與將來可能在實業界出人頭地的同學交游。同窗故友之交，乃是將來立身處事的重要非正式信息來源。大學畢業以后通常的模式是學講一口漂亮的英語，然后留美，在著名的商學院取得商業學系碩士學位。

許多日本人都認為美國商學院的經濟學是先進的，留學美國可以同美國人廣交闊游，有助于通宵美國商業，這對將來擔任公司要職大有益處，美國商學院畢業之后，就在歐美等處與父親同行業的公司，特別是有直接貿易關系的外國公司工作幾年，這個期間當見習生可以不計較薪水，在外國干了幾年之后回國才到父親的公司工作，開頭當一般的職員，在各科室轉一圈，同大家搞好關系，經過幾年才做領導工作，處理實際業務，這時就有機會運用學過的東西，同時還要留心與舊友同志繼續交友來往。

要在大的非家族企業發展，需要一步步慢慢往上走，日本企業一般采取終身雇傭制，從就業到退休，通常在同一企業的工作，因此日本的企業為了教育和訓練職工不惜多花點錢，這是有道理的，歐美的企業則與此不同，他們覺得好容易花了錢去培養職工，一旦別的企業覺得這個人很能干，就常常把他挖過去。日本的職工在走上領導崗位以前，先要在各科室轉一下，或者派到外部機構去學會各種技術，增長才干，同時搞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將來提升之后，在重要經營問題上作出決定時，就可以利用那些老交情而形成一個必要的信息渠道。

美國的企業無需自己培養新人才，可以從外面拉進來，日本人很少采用補充雇員，因此企業內部上下之間的關系比較融洽，這一點好處很大。

企業也和官廳一樣，每日有事需要盡早解決，就加緊收集有關信息，平時沒有急事，也要不斷收集信息。日本有些企業在技術和組織方面總的實力超過歐美，但他們一直沒有放松學習的態度。這些企業時常檢查自己的缺點，如果看到別的公司有什么優點勝于自己，不問國內外，只要用得上，他們就去學習，努力改善。例如日本關西有一家印染廠職工不過50人，他們訂閱同業雜志，通曉世界上哪個印染廠最近有什么出色的革新信息，每年都派一兩個人到當地去，用一個月或更多的時間進行學習掌握新技術。

日本的大公司對將來可能有用的信息都很珍視。例如，報社對于前程有望的青年政治家，都會指派同他的性格作風，政治言論等方面合得來的一兩名記者去了解他，承擔這種任務的記者在報社內各科室工作期間，仍不斷同那個政治家來往，建立特殊的聯系，成為他的密友，必要時就在報社內或公共場合表示支持這個政治家。不管誰當首相，誰當大臣，一家報館記者之中必有人熟悉那個人物，同他有過特殊交情，一旦遇到內閣改革這種重要局勢時就很有用。

一般公司也同樣，對將來有作用的關系，不管他是顧客，營業員，批發商，銀行家，官員，政治家還是外國人，都私下安排人手同這些人物交往。

日本的公司還很重視曾在本公司任職而退休后的舊領導人。因為這些人具有對公司很寶貴的知識和判斷力，公司給這些人安排名譽職位和各種特殊待遇同他們接近，使在職的領導人得以隨時征求前任的意見，普通職工平均55歲前后退休，當了領導人可以再延長幾年。董事、專務董事從50多歲到60多歲，總經理在60多歲以上，董事長從60多歲到70多歲，然后再退休，公司的董事會常有過去的老經理，老董事等人組成，不像美國那樣用外面的人，日本的企業對這些老人在退休之后還給予那么多權限，也有不利之處，但是這些老人的忠告、判斷、才干、見識、門路畢竟是很有用處的。

信息大都不保密，當然也有絕密的。如果遇到有被競爭對手所利用的危險，人們就會守口如瓶。日本的公司有一種傾向，不相信外部的中間商、律師、會計師，而相信內部的專家和密友。企業的秘密通過藝妓泄露出去的事是常有的，不過實際上那些藝妓和信賴過的新聞記者一樣，老板們認為他們也是有信用有眼光的人。

整個公司的目的和計劃原則上要使一般職員都了解，但是個別重大項目只能讓少數領導人知道，這是大家都公認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競爭對手，一旦遇到有機會參加同行業的共同研究工作并能從中學到東西，那么雙方都要很機靈地對待。五十年代，新的企業經營方式介紹到日本，所有大企業不分敵，都派人參加講習會共同研究。六十年代，計算機開始大規模使用，日本舉行過多次講習會來研究計算機對日常事務和人事工作的影響，各公司都派代表出席討論。這類講習會無所不包，從能源政策到稅制地方建設，福利事業，工資制度，會計制度，污染問題等無不加以討論。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這些共同研究大都由日本生產率本部倡導，政府、企業、工會等有關人員出席。有時主管官廳來不及安排下屬企業派人出席就主動主辦講習會，有系統的進行講解，以提高公司質量。主辦團體有經濟團體聯合會、同業工會、各行業的特別委員會、智庫、希望宣傳自己的商學院等。總之，公司之間雖有競爭，職員們一到講習所就離開公司的立場，大家都是學生，友好交往，互相尊敬，共同討論問題，這些問題對公司之間的競爭無足輕重，但對大家都具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決定是否派人參加共同研究工作，要充分思考一番，因為競爭固然激烈，但還是要千方百計去把信息弄到手。

為了向職員提供最合適的信息，幾乎所有大企業都要成立集中講習小組，對象有高級領導人、中級領導人、新來的職工，有時還包括他們的家屬。不但利用公司的專家來當講師，而且請外面的專家來講解所關心的問題。如果公司未能安排資源接受必要的專門培訓，就會鼓勵職員們學習相應的課程，或者脫產參加合適的培訓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