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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該縣堅持“生態興縣、旅游強縣”發展戰略，圍繞“兩谷兩帶兩園兩鎮兩鄉”全域旅游發展格局，牢固樹立“文化為魂、旅游為體”發展理念，不斷推動全域旅游上新臺階。

重點項目建設方面，穩步推進了歡樂太行谷二期、常平溫泉小鎮、紫團山循環步道等項目建設工作；完善基礎配套設施方面，投入180余萬元改建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在通往旅游景區主干道、高速公路設置旅游標識牌110處，修建生態停車場20多個，建成旅游廁所70座；推動智慧化旅游發展方面，成功推出“智游壺關”App，在八泉峽景區投放了智能導覽機器人；推進文旅融合方面，積極探索文旅融合新途徑，許多優秀劇目走進景區，進一步豐富了旅游市場文化元素，“品連翹茶、賞秧歌劇”，逐漸成為“樂游”壺關的一種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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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八泉峽舉首仰望，峽頂峰奇石如筍，青天一線。蜿蜒長峽，日日人流如織，而在那望不見的谷頂群山中，曾經的壺關縣橋上鄉梯腦山村已經人去屋空，唯有零零落落的石屋、石磨、石槽，見證著這里人民生活的變遷，無聲地訴說著梯腦山村攻堅深度貧困的故事。

久困于窮，急切盼脫貧

順著八泉峽陡峭的石階步行兩個多小時登上山頂，來到梯腦山村第一個自然村白土洼村。從白土洼村起步繼續前行，坑坑洼洼的山路一邊依著山坡，一邊臨著深谷。蜿蜒于山野之間，若要游遍整個梯腦山村要用上一整天的時間，而過去住在梯腦山村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要靠雙腳在那羊腸小路上步行7公里。

7公里的路太崎嶇，巍峨的大山阻斷了村民與外界的聯系。

20世紀70、80年代，梯腦山村居住有500多口人，生活在群山之中的22個自然村。“交通靠走、通訊靠吼，抬頭能看見、走走得半天”是梯腦山村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因為行路難，村民飲水主要來源靠山泉水；因為行路難，只能用山里的石頭蓋房子；因為行路難，村民日常所需物品要靠一根扁擔挑上山；因為行路難，孩子上學要徒步翻山越嶺；因為行路難，子女結婚成了家庭負擔；也是因為行路難，趙會勝失去了陪伴他三十多年的妻子……

趙會勝不會忘記兩年前的那一天。彼時正值農耕時分，趙會勝和妻子在地里耕種，妻子一不小心被犁地機卷入輪下，腿部受傷。而送往醫院搶救的路程異常艱辛，村里除了那條7公里的山路，連接外界的唯一一條公路通往平順縣杏城鎮，車程需要一個多小時。因交通不便，妻子耽誤了搶救時間，失血過多導致死亡。

妻子走了，留下患有腦萎縮的趙會勝和一個患有癲癇疾病的兒子，在這大山深處，艱難生活。

昔日的梯腦山村，村民對出行難、就醫難、上學難的記憶刻骨銘心，久處深度貧困的年輕人想方設法走出大山。改革開放以來，梯腦山村絕大部分村民遷出大山。到2017年底，梯腦山村常住戶只有15戶30人，散居于8個自然村中，且多為年邁多病的老人，成為貧中之貧、困中之困。

久困于窮，冀以小康。脫貧，是梯腦山村人最大的期盼，也是梯腦山村最大的困難。

“身處偏遠深山，原地脫貧困難大。”壺關縣扶貧辦副主任張曉剛道出了梯腦山村脫貧的問題所在：“村里如今只剩十幾戶老人，實施整村易地搬遷更符合現實情況。”

2017年，壺關縣針對梯腦山村一方水土不能養活一方人這一現狀，開始對梯腦山村實施整村易地扶貧搬遷工程。

故土難離，艱難舍窮家

整村易地扶貧搬遷，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梯腦山村人搬離大山的“路”走得格外艱辛。

一個村子、一座院子、一間石屋、兩位老人、幾畝薄田。那時的梯腦山村，這樣的場景算是標準配置。趙萬生就是這其中一戶。

70多歲的趙萬生住了70年石屋，眼見著村里從十幾戶人家變成了兩戶人家。“小孩要上學，年輕人要打工、娶媳婦。這十來年，陸陸續續，村里的人都搬到了山外。”趙萬生說。

趙萬生的老伴患有癌癥，做過手術，需要長期進行化療，每月醫院和梯腦山之間來回跑，實在費勁，老兩口有些吃不消。

要不要走出這座山？趙萬生想過無數次。生活了一輩子的老地方，說走就走？趙萬生想想，又犯起嘀咕。

和趙萬生一樣，村里的老人們對于易地搬遷這樣的政策接受起來并不易。

“在山里住慣了，我靠山吃山，采藥種菜，辛苦是辛苦，但也習慣了。”

“在梯腦山放下碗，隨手摘把連翹就是錢，到了縣里我吃什么？我的棺材已經準備好了，死也死在梯腦山。”